银发女儿给妈妈当“妈妈”

妈妈重温在国外工作的日子 妈妈在养老院迎来了85岁生日 我带妈妈晒太阳 尝试让妈妈涂色 1959年,妈妈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童年的我们和妈妈在一起   像所有的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,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,老妈早已在病魔的偷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:   2007年正忙于工作的我,有时一天里会接到她好几个电话,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;   家里烧饭的锅,锅把儿开始“残疾”,因为她忘了关火;   把钥匙落在家中,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;   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读报,仔细一看,却原来那张《参考消息》头朝下……   她不再是考大学时看错表提前交卷的学霸,也不再是说一口流利法语、曾在新华社驻外工作的女强人,她就是一个大脑衰退得让人担心的77岁的老太太。   我们只能更多地回家陪伴她。紫竹院的河开了,我们拉着她去嗅早春的气息;玉渊潭的樱花开了,我们假装去日本赏樱;景山公园遍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团,咱们也去看红火,看看她是否也能张开嘴;院子周边的街道,我们每次挎着老妈遛弯都走不同的路……   我带着她涂色、下跳棋、做数独;我还假装帮她给朋友写信,甚至我还带她去看了初恋男友!   那天昏黄的路灯下,那位老人佝偻着身子走了出来,他看到妈妈,一把拉住了她的手。看到两个老人手拉手蹒跚地走在我的前面,我心酸不已,也感动不已。可老妈已然失去了和他对话的能力……   她离不开衣柜了   认知症发展到中期后,老妈离不开床旁边的衣柜了。   一次,我带上妈妈、保姆,三人打车到我家。夜里,她躺在干净、软和的被子中,望着我说:“我不习惯睡在外面。”然后念念叨叨,要回家。彼时,已经晚上9点过了。但我看她这架势,怕是一夜都不肯睡了,只好让她起床穿衣服,叫了出租车,再把她送回家。一来一回,花掉小200元。   保姆说,在你家她没有衣柜可收拾。   老妈开始倒腾衣柜,至少有两三年了吧?先是藏存折、藏身份证、藏钱。《红灯记》日本鬼子鸠山曾说:“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一万个人都找不到。”这话真是再正确不过。最终,我老妈找不到她自己藏的工资折了!当然,她不会怪她自己,而是怀疑有什么人偷了。   待我们用“苦肉计”“调虎离山计”“买一送一”等N多计,使她终于接受了保姆后,生活费就由我每周交给保姆,老妈实际就不再需要什么钱了。开头,她还会想起打电话找我要钱,我就把大钞换成零钞再给她。她拿着一摞钱,以为是很多钱(她已经数不清了),心满意足地又藏到某个旮旯里。   渐渐地,老妈不再主动给我打电话,我知道她已经失去打电话的能力了。偶尔,她也会说,“我没钱了”,但说完马上就忘了,不会再记得向我要钱。   手中没钱的老妈,开始了另一个藏匿游戏,就是把手纸撕成一截一截的,藏在衣柜里、枕头下,甚至塞在身上。我们给她洗澡的时候,一脱衣服,就会像雪片似地掉出一堆来。甚至半夜三更,她把厕所的卷纸拿到卧室去,撕好后藏进床边的大衣柜“坚壁清野”。   如果这样撕纸、藏纸,能让她觉得安心话,就让她撕吧。有些时候,我和弟弟妹妹打配合:一人给她洗澡,另外一人就赶紧打开衣柜往外扔东西!   老妈不能留在我家,是因为她无法在这里干她翻衣柜的“工作”,这说明她还能意识到自己是在我的家中,她还没有完全丧失自我意识,没有失去人/我之间的分辨力,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?   回家吧   老妈“穿越”的日子越来越多了。   散步时老妈的话特别有意思:明明走在北京的马路上,她偏指着路旁的大楼说,“我小时候在那后面做功课”;刚才她还说自己在解放区呢,一转眼又到了巴黎,还非说自己的衣服是巴黎买的,一笔勾销了我们的孝心(这几年,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们给她买的)。  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老妈就总是叨叨着回家。有时是请求的口气:“回家吧!”有时是命令的口气:“回家!”有时是迟疑的口气:“什么时候……回家?”   说回家的时候,大都就是在她的“家”里。那个大院,她住了差不多50年,三次搬家,只是从一个楼搬到另一个楼而已。现在住的这套房子,她也已经住了25年,里面的陈设,还和老爸过世时没什么两样。   但她还在叨叨“回家”,她想回的“家”到底是哪里呢?   趁着她还能走得动,趁着她的兄弟姐妹还健在,我们要带她回南方老家去!看看熟悉的乡音、舌尖上的美食和故乡风物,能否唤回她的记忆。   终于熬到高铁从北京到了苏州,大舅已经派了车子来接我们。车子驶进了常熟,我不断地告诉老妈我们到了哪条路哪条街,还让开车的司机用家乡话和她说,大多数时候,她默默地坐在后座上,仿佛这个地方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   在常熟的四五天中,我始终无法确认老妈是否知道她回到了家乡。   在方塔公园,老同学们操着家乡话聊天。突然,老妈跟着林阿姨说了一句家乡话。   有次在虞山下散步,走到家乡新修的图书馆前,望着“常熟图书馆”几个大字,老妈似乎恍然大悟,自言自语道:“我在常熟啊!”   小表弟结婚,请来许多亲朋好友,也包括我家老宅的邻居们。一个中年妇女来到老妈身边,跟她说:“我是‘三姑娘’的女儿啊!”   “‘三姑娘’?”老妈立刻起身,热情地和对方握手,“你还好吗?”那一刻,虽然也许老妈错把三姑娘的女儿当成了三姑娘,但那高兴和热情,显然已经连接到了逝去的往昔,逝去的童年。   “回家”对老妈而言,或许已经变成了一种“形而上”的意义,而不是回到家乡、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这样具体的“形而下”的概念。甚至,她会在瞬间就已经忘了自己身处何方,“回家”又有何意义?   但,人生难道不是由“瞬间”组成的吗?内心有过回到家乡的“瞬间”,难道和没有完全一样吗?难道这样的“瞬间”不是老妈沙漠般心灵中的一粒金子吗? #p#分页标题#e#  返京那天,在旅店吃早餐,我看到有现煮的小馄饨,忽然心里一动,觉得应该给妈妈要一碗。小馄饨是家乡最平常的吃食,皮薄馅嫩汤鲜,极薄的皮捏出褶子在飘着葱花的汤里,就像鱼尾摆动。江南出丝绸,人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“绉纱馄饨”,很有点名气。   谁知道一开口,我竟哽咽了:“煮一碗小馄饨吧,也许这是我妈妈最后一次吃家乡的馄饨了。”   “隔”与“融”   每天,我拉着老妈的手,像两个游魂一样在小区中游荡。低头看到路边花圃中新开的花朵,我感动于大自然之美;抬头看到巴掌一样梧桐树叶,一天比一天宽阔,我对生长的力量充满惊奇。我总是很兴奋地把我的发现指给老妈看,但她没有惊奇,亦没有欣喜,一脸不为所动的木然,仿佛生命的美丽,已然与她无关。   晚上,在灯下,我拿出iPad或者纸张蜡笔,希望她能随意涂鸦,去发现创作的乐趣。但她迟疑再迟疑,即使把笔握在手里,也迟迟不肯落下。偶尔划拉了一两笔,我看到些微的惊讶像青萍之末的风一样快速地从她脸上掠过,迅速消失在皱纹间。然后,她又像雕塑般僵在那里,不管我怎样说“妈妈,你看,这是你画的,真漂亮”,她都少有再次尝试的动力。   我主动地“刺探”,希望能用自己的好奇,打开她记忆的仓库。但我们两个,一个好像莫希干人,一个仿佛说的是斯瓦西里语:   巴黎你最喜欢什么地方啊?   睡觉。   你喜欢日内瓦还是巴黎?   第一次嘛,大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   你觉得云南怎么样?   里面有很多材料,学生。   什么样的学生?   写得漂亮。   谁写得漂亮?   猪肉。   哪儿来的猪肉?   有的老师说“知识分子……”(笑)   知识分子怎么了?   一条条的。   一条条的什么?   把他……跟着念书……偷着走……   去哪里?   (她不耐烦了)这不都是新买的吗(指着远处)……   我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,在“大姐”“材料”“偷着走”“学生”“漂亮”“知识分子”这些词语的砖块之下,埋藏着老妈的过去,但她已经失去了人生的图纸,无法把它们联结起来,变成有意义的东西了。   2009年的“五一”,照顾妈妈的保姆请假回家了,我得全天候地照顾老妈8天。   果然,我就发现了老妈也有《聪明的照护者》一书中所说的“日落综合症”。   《诗经》有曰:鸡栖于埘,日之夕矣,羊牛下来。现在可好,日之夕矣,老妈怒矣——每到日落时分,老妈就陷入糟糕的情绪当中,非发一阵脾气不可。如果你不理她,她就叫骂不止,或者使劲地拍桌子拍床。   记得一天傍晚,当老妈在发作中骂出“什么玩意”时,我难过地哭了。   好在我有点心理学知识,知道这种情绪的变动可能与光线渐暗引起认知症患者内心不安有关,甚至是一种大脑的生化反应,不是她故意要这样。   当老妈第二天又开始发作时,我不再“认领”老妈的辱骂。我情绪稳定了,似乎对她也有某种示范作用,她的叫骂声小了很多,发作时间也短了很多。   我总结了一下去和群里的朋友分享。   第一步,我叫它“心理区隔”,就是在患者发作骂人时,一定不要“认领”,千万别犯傻把他们的气话当真。   第二步,我称之为“物理区隔”,就是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离开他/她,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。认知症患者感到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控制,会有很多挫败感、焦虑感和恐惧感,愤怒其实是由这些感觉转化而来。心理学上有句话,叫“愤怒不是第一感受”,因为愤怒之前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别的。   第三步,就是“积极倾听”了吧。当他/她平静下来,给他们机会去说。   “隔”与“融”两个字,有一半儿是一样的——“鬲”是一种古代炊具,形状像鼎而足部中空——或许就是说,照护者需要很大、很大的心理空间,去接纳认知症患者吧。   触摸妈妈   我有时也感到委屈,尤其是她拍门、拍床,表达她的不满时。   虽然知道这是她病态的表现,但我心里的火苗还是“噌”地点着了。我心里在说:“我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来陪你,你一点儿都不知道珍惜!”突然一下,我就觉得兴味索然,情绪低落,再也不想在妈妈身边待着了……   我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超越这个委屈。我仿佛可以听见无数的人这样教育我:   她是病人,你不能把她当成正常人来对待。   她是你妈,她生了你养了你,现在她生了病,你应该放下一切来陪她。   她还能活多久啊,你的日子长着呢,有什么放不下的?   我讨厌这些貌似正确的声音。我不是圣人,我受不了这种没事找事、假装耐心、鸡同鸭讲、没完没了的陪伴了。我想阅读,我想写作,我想备课,我想有精神上的交流……为什么我要为一个精神上已经荒芜的人牺牲我的创造力?   委屈,真的很委屈。不知道哪一天,我真能修炼到放下自己的委屈,全心全意地给她当好“妈妈”?   但是,我不得不努力地扮演好“妈妈”这个角色,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她,比如哄睡。   在这张她平时睡的单人床上,我选择和她对头躺着,不光是因为床的尺寸小,我还“别有用心”:这样我可以触摸到她的腿,可以轻轻地抚摸和拍打她,好让她感到安心,不会“闹”。   我就这么轻轻地摸着她消瘦的脚踝,每当她发出一些声音表示烦躁时,我就会改为有节奏地拍打,就像女儿小时候哄她入睡时一样,只不过那时候是把女儿抱在怀里,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。   妈妈真的就安静下来,不再出声。我悄悄抬头去看,发现她已经睡着了。   我不曾记得妈妈对我有过这样亲密的爱抚。拥抱?亲吻?摸摸我的脑袋?搂搂我的肩膀?拍拍我的背?   我1岁零9个月的时候,爸爸妈妈调进北京外交学院学习,准备将来出国工作。我被送到了外婆家。快5岁的时候,父母将我接回北京,送进幼儿园。还没等我和他们“混熟”,他们就消失不见了——他们背负着“重任”,去那些对他们而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工作了。   等到我10岁时妈妈回国生妹妹,她已经变成一个陌生人:她穿着从国外买回的无袖连衣裙,烫着一头卷发,和当时国内提倡的“艰苦朴素”作风差了十万八千里,我甚至羞于和她走在一起。   插队时妈妈写给我的信,基本上都是嘱咐我“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,像《人民日报》社论一样,不带私人感情。   我长大了,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样渴望妈妈温情的拥抱和触摸,但内心深处,我猜这份渴望就像长明火一样不曾熄灭。   帮妈妈洗澡,我开始触摸到她的身体。我不知道,命运这样安排,是否是借着病魔来打破母女间僵硬的界线?  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告诉我们一句话:Counseling is touch life ,“心理辅导就是触抚生命”。我很喜欢“touch”这个单词,它可以译为“碰”“触碰”“接触”“触到”“打动”。   一次带妈妈去修脚,完事后师傅和我一起给妈妈穿袜子。师傅拿起妈妈的袜子,感慨了一声:“老太太的袜子这么白,有福气啊!”   我好奇地问:“您从袜子中能看到什么吗?”   修脚师傅说:“一个老人被照顾得好不好,从袜子就能看出来。有些老人的袜子,就跟泥鳅一样。”   父母在,不敢老   老妈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像个“黑洞”,她一生的生命故事,她经历过的酸甜苦辣,她现在的种种感受,都被吸进了这个黑洞。   每次回家,保姆都会问妈妈:“你瞧瞧是谁回来啦?你认得她吗?”陪妈妈在楼下散步时,阿姨们也会问我妈:“你知道我是谁吗?”   人们总是喜欢问认知症患者“你知道我是谁吗”,也许是出于一种好意。但是我在想,妈妈愿意不愿意人们老是这样问她,还被纠错呢?   也许,我应该像龙应台那样,每次去养老院看望妈妈,都这样打招呼:“妈妈,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,我来看你了”——而不是再问妈妈“我是谁”“我是你姐姐还是你女儿”。   “最漫长的告别”,记不得哪本书里这样形容认知症患者和他们亲人的别离。   如果亲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离世,这样的痛苦真的是天塌地陷。但如果,有足够的时间准备,却要眼看着亲人身体犹在,心魂却已飘然远去,那又该是怎样一种痛苦呢?   我分明已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,她的心魂正在渐行渐远。我回家的时候,她还会露出笑容,不过直觉告诉我,她并不是在对着“我”——她的大女儿笑,而是对着一个向她表示友好的人笑。   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的时候,她其实已经“感觉”不到我的存在。原本就不太会主动亲近孩子的妈妈,现在的情感就像秋冬时节的沙漠河流一样,正在变得越来越细,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彻底断流。   妈妈的心脏、血压都很正常,也许还能活很久,但我们怎么才能留住她的心魂?怎么才能让她的情感不要像马航的MH370那样失联?   这两年,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妈妈,我已经放下了许多我想做、能做、乐做的事情。这个学期,我甚至停了在北师大开设的“影像中的生死学”课程,有学生在微博上说“这个消息很残忍”。 #p#分页标题#e#  我生命的沙漏已经倒了过来,生命的终点也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了。我现在是多么的分裂:在精神上,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活跃,仍然充满着求知欲与好奇心,仍然时常能冒出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意。但我的躯体背道而驰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脚步一天比一天沉重,精力一天比一天衰退,有效工作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。这种分裂令我非常痛苦。我不太在乎头发是否白了,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几条,但我真的在乎怎样“活着”,害怕余下的人生成了所谓的“垃圾时间”。所以,当我不得不在生命的天平上,减去能发挥潜能的砝码,将它们放在照顾妈妈一边时,心理难免也会失衡啊。   院子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,只看到我照顾妈妈时的“孝顺”,在他们眼里,我仍然是个孩子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也过了60岁,不仅要照顾妈妈,也要面对自己的挣扎和病痛,还要照顾其他亲人。   台湾导演杨力州拍了《被遗忘的时光》,这部关于认知症老人的纪录片居然冲上当年台湾电影的TOP 10。他说,当初并没有打算拍摄这个题材,但那天,当他即将离开老人院时,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: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,来送自己八九十岁的父亲入院,办好手续准备离开时,患认知症的父亲突然明白了什么,对着儿子大吼:“我到底做错了什么,你要这样对待我!”头发斑白的儿子,只好哭着将老父亲带回家。   先生从台湾带回一本书送我,书名就叫做《父母老了,我们也老了》。过去,人活七十古来稀,一个人活到了退休年龄,父母多半不在世了。现在,从职场退休后直接到父母家上班的比比皆是!六七十岁的老人,照顾八九十岁的老人,这将是老龄社会最典型的场景,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有着孝文化传统的中国。   这样的场景是很温馨,还是也会让人伤感和无奈?   或许有人会说:你妈妈(爸爸)还在,多幸福啊!   不过别忘了,除了少数非常健康的高龄老人,大多数高龄老人已经“返老还童”,需要得到很多的照顾,更别说像我妈妈这样的认知症老人了。   隔壁的老人,102岁了,女儿退休后他就搬来一起住。女儿每天3次用轮椅推着父亲下楼,一推就是十几年。好在还是两代人住在一起,不像我和先生,退休后为了照顾各自的老人,还不得不经常分居。   因为是照顾自己的父母,所以这里的真实感觉是不能为外人道的。留给外人看的,是孝顺、是幸福,留给自己的,是劳累,是辛苦。   父母在,不敢老,这是高龄社会对我们的要求。   低头看世界   不知不觉中,我的妈妈又要变成我的“小妈妈”了?我需要像呵护自己的女儿一样去呵护她,把她当成小宝贝了?   想起一次去北大医学部听王一方教授的课,他给博士生们讲《生死哲学》,说到绘本对“类童人群”也非常有帮助。   “类童人群”?呵呵,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怪词。王教授说,他们是成人,但是在心智上却是孩子,比如认知症老人。   老妈正在变成儿童。   明天,84岁的妈妈要上“幼儿园”了,这个智力已经退化到两三岁的“妈宝宝”,要开始在养老院生活了。   老妈睡下了。我一件件地清点着她的东西:换洗衣服、洗漱用品、常用药物,最后从柜子上取下一张她的照片,放进包里。   望着地上的箱子、行李包和脸盆,57年前她送我上幼儿园的情景和眼泪一起涌出。   老妈的心,已经是一片深海,我们只能从偶尔涌起的波浪中,窥见一点点她的内心世界。   那天上午,一切都安顿好了, 养老院也的确有几分像幼儿园:有的老人抱着洋娃娃坐在沙发上,有的乖乖地坐在放好餐具的桌子边上,等着吃饭。 #p#分页标题#e#  厅里的大电视一直开着,对老人们来说,那是一个神奇的、不明用途的魔盒。两个坐在轮椅里的老人貌似在观看,但他们太安静了,安静得对节目没有任何反应。中国队小组出线了,他们没有欢呼;电视剧里死了人,他们也不会伤心。   我拉着妈妈坐在沙发上,我听见她用小小的声音说“回家”“妈妈”。   好在,她在养老院还比较适应。在护理员的照料下,妈妈送走一个个白天和黑夜。她度过了85岁生日。   以前去养老院看妈妈,尽管她已经认不出我,但我还是很少感到难过。但后来去看妈妈,我常常会感到难过,感到不忍。   最难以接受的是妈妈不再抬头。上网查,知道到了“极重度认知功能下降”阶段,也是认知症的最后一个阶段,就会出现“走路要人扶,甚至坐不稳、不能抬头或微笑、肌肉僵硬、出现不正常的条件反射” 等症状。   妹妹给妈妈按摩颈椎,似乎按摩过后会有一点点好转。但第二天再去,妈妈的头低得更深了。任何的医疗行为都会让她无比恐惧和烦躁,我们不再奢望通过治疗与矫正让她“好”起来。   她总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角——就像一个婴儿抓牢自己的慰藉物一样,那是她让自己获得一点点安全感的办法。   不再抬头的妈妈,除了会更加孤独外,维持身体的运转也成了一个问题。进养老院之前,她就不太会自己吃饭了,现在喂饭的难度又晋级了:如果和她坐在相同的高度,很难用勺子把食物送进她的口中。为此,养老院专门买了小板凳,这样喂饭的人就可以坐得低一些,以45度角把勺子上的饭喂进去。喂饭的过程中,还得把不断低头的妈妈,一次次抬起来往沙发背上靠。为了找到合适的角度,护理员甚至挤到妈妈坐的沙发上,或者把妈妈的腿放在自己的腿上,这样让她能多喝几口粥、多吃几勺饭菜。   睡眠、吃饭、保持身体的清洁、走路,这些维持肉体生命最基本的需求,现在对妈妈来说,每一件都困难重重。   妈妈“入园”一年多了,我送给她一件特别的周年礼物——“口水巾”。我去婴幼儿用品店找这个东西,卖家问我:“是多大的孩子啊?是您的孙子吧?”   我怔住了,片刻才实话实说:“是,是给老人家买的。”   曾经设想过,妈妈终有一天不能走路了,却从未想过在不会走路之前,她先不能抬头了。这事儿发生的似乎很突然,仿佛一夜之间,妈妈就决定再也不抬头正眼看这个世界了。现在,无论走路、吃饭、还是坐在沙发上打发时间,她都低着头,脖子基本上弯成90度。原本对着前方的嘴巴,如今变成了对着地面,于是地心引力就把涎水给引出来了。   与妈妈不再抬头同时发生的,是她的定向功能丧失。妈妈走路时已经无法避开障碍。如果不拉住她,她会一直走到墙角、走到坐着的其他老人椅子前、走到绿植叶子当中……  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、奥地利哲学家让·埃默里曾经探索过病痛和衰老中的“自我”,他说,当自认为是“自我”的那个自我崩塌时,“身体,或者说是显现出来的身体感觉,攫取了塑造自我的最高权能。”   由于长期低头,妈妈右眼睑出现了水肿,且渐渐地厉害起来,看上去随时都可能破溃。   我们不能让她的脖子重新支起来,只能想办法让她放平身体,让脖子得到休息,让脸部不要向下。过去妈妈中午并不睡觉,现在中午必须要把她“放倒”,无论如何也让她躺下来。   从生物属性上,现在妈妈无疑还活着,但生命与生命之间语言的连接已经断掉,身体之间还能“通信”。给她按摩,搂着她,拉住她的手,就是我们给妈妈发送的密电码。   告别   在西班牙,当地时间深夜两点多钟,我被电话铃声惊醒。我听到了话筒里急促的声音,我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可能发生了。   妈妈离世后,我想想就觉得很神奇:从她第一次心梗发作到最后离世,一共10天。她好像就是为了等我回国,从第一次心梗中恢复过来。她给了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。   我把手放在妈妈的额头上轻轻抚摸,她睁开了眼睛,一眨一眨地看着我,接着嘴里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。我呆呆地看着她,对于我们来说,和妈妈交流,听听她最后的愿望和叮咛,早已是一种奢望。   我撩开被窝,找到她那只没有扎针的手,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中。   她攥住了我的手。   我弯下腰,对着她的耳朵,轻轻地和她说:“妈妈,我是晓娅,我是你的大女儿,我从国外回来了,你能认得我吗?你女儿在你身边,别害怕……”   老妈的大脑里是个什么状况?她的内心还有情感流动吗?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吗?她害怕死亡吗?她希望我们为她做些什么吗……一切的一切,我们都想知道,却又无法知道!如果说认知症让我们生活在平行世界中的话,那么,现在它所筑起的那道透明的墙,则让我感到绝望!   我轻轻把手抽出来,但分明能感到妈妈不想松手。她虽然没有很大的力气,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在拉住我。   几天后,我们的妈妈,一个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知识女性,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。   送走妈妈,回到家,我决定关上手机睡觉,再不用担心半夜铃声了。   关灯后,爸爸离去的那个夏夜浮现出来。那是1987年7月24日的夜晚,我在妈妈房间里陪她睡觉,黑暗中,传来妈妈阵阵哭泣。   还有,1969年1月16日的夜晚,15岁的我即将离开北京去陕北插队。妈妈让我上床睡觉,自己在台灯下为我补一件衬衣。我听到很少表达感情的她,在轻轻地抽泣。   已经半个世纪了。我泪流满面。 (责任编辑:admin)